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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意蕴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意味着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全球范围内深入研究新时代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和各国的自主选择机制，研究全球治理变局及其演进趋势，大力推进全球善治，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的揭示，则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为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郭湛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思考社会认识和国家治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课题。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聚焦的中心问题是“两大共同体，一个发展观”。两大共同体，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大共同体的发展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共同体靠社会公共性维系，科学认识和构建共同体的公共性，关系到共同体的命运和前途。客观地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一种共同体的共同发展观，即共同体主义发展观或公共主义发展观。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认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虽然刚刚被提出来，但是哲学的任务是把握它的基本性质。具体言之，作为新型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的建设性方案，“中国方案”包含着诸多的内容，如“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方案”以超越现代性及其逻辑为前提，是以新文明类型的客观前景为基础定向。这个新的文明类型的定向一方面是由于中国道路，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深厚的和平主义传统。不仅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已经占有了现代文明成果，而且现代化进程的中国道路采取社会主义的基础定向、现代化进程的中国道路复活并重建和平主义的伟大传统，从而开展出了真实的世界历史意义。浙江大学讲座教授王永昌表示，中国成功走出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以及未来更加汹涌澎湃的现代化事业，将雄辩地证明人类的现代文明之路是多样的。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向世人展示出全面协调、整体融合发展的优势，这将是开创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新境界、新方位的划时代壮举，当代中国正创造着复合型的文明形态。围绕“当代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立群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是对当代全球化的明确定位，即由经济全球化到总体性全球化，其意味着当代全球化已经由初期的消极性逻辑进入积极的建设性逻辑；使当代全球化的普遍新理念由西方的“普世价值”转变为人类的“共同价值”；使当代全球化由以生存价值为关联基础到生存价值与发展价值的统一。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徐梦秋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有其充分必要条件：一是人类的整体利益或安全面临重大的挑战和威胁；二是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目标的形成；叁是共同的行为规范与行为准则的建立；四是众望所归、积极主动的提倡者、推动者、主导者。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它标志着，一种基于中国道路的“中国方案”正在形成，一种基于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的理论创新正在展开。伟大实践昭示着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时代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创造的强大动力、学术繁荣的广阔空间，在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大有可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国家治理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最终是为了建设更美好的人类世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表明我们正在践行并张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正在以哲学方式回应我国社会发展实践中的重大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德顺指出，从依法治国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再到全面依法治国，这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没有的。但是，到底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需要我们下功夫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应该立足于叁个思想理论资源，这就是中国传统法学思想、西方法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叁个方面。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一是要在基础理论的层面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法治理论体系。二是要避免那种对法律和法治持有宗派主义情结和工具主义的方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丰子义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人学内涵，从其治理的目的和目标来看就是突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其主要任务就在于激发活力，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发展社会服务、提高惠民的社会服务水平、创新社会综合治理、促进社会和谐、强化国家公共安全管理、促进人民群众生活的安全等，这些都是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来展开，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离开了这样一个宗旨，治理就失去了它的起码意义。具体应从这几个方面着手：治理理念；多元治理主体作用发挥；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治理主体。

　　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南湜认为，讨论新时代社会认识和国家治理问题，需要思考这样两个关键问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认识这个社会就是为了有效地治理有效地改变这个社会，认识治理就是认识中国的社会。另一方面，现在中国面临着一个伟大的转变时刻，迫切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社会，要认识中国社会就必须对诸如资本主义起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等问题作出新的理解。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林剑认为，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明确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因此治理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对现代化的定义应该越过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应该贯彻科学性与真理性相统一、相平衡的观念；应将人民群众视作国家治理的主体；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现代化永远在路上。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正东认为，在新时代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问题，应该在哲学的维度上进行。这需要我们在理论资源上推进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当下实践语境当中展开的理论视域问题进行思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唯物辩证法展开的探寻和应用、客观矛盾运动规律的自觉意识，对我们今天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自觉探索和追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都具有重要的哲学方法论的启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向东提出，从哲学的视域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观念的变革、制度的创新、主体性的迸发，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则意味着一种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文化传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渐进改进、内生演化的新文明形态成为可能。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袁祖社提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实践唯物主义之公共价值与普遍正义立场，始终基于全体民众“美好生活”之最大福祉与期望，秉持“现代性”反思视野中“实践生存论智慧”的逻辑，创造性地开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有关国家和社会治理实践的独特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为依然处于“现代性困境”和迷茫中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兼具智识论、行动方略论意义的启示。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始终如一地将心系现实问题作为自身安身立命之本，因而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其所蕴含的哲学理念，需要我们进一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层面加以阐释和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再次获得生机活力，彰显其理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