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师范大学张兵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项目批准号为：12叠窜奥050），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课题组成员有：张毓洲、王小恒、冉耀斌、武云清、包建强、邱林山、罗茜。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明清之际”是一个连续的时间整体，但也是一个不太确切的跨时代的历史概念，我们讨论的范围大致上推至晚明的万历时期，下延到清初的康熙时期，约计100多年的时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历史阶段，强盛一时的明王朝开始走向腐朽、衰落，与之相应，偏隅东北觊觎中原的满洲政权正在悄然崛起，且凭借其军事优势，又借助农民起义的风暴，最终一统天下，取明王朝而代之。明王朝的灭亡，强烈震撼了士人的心灵，使士人心态异常复杂。朝代更迭，何去何从是摆在他们面前且必须回答的大问题，而在清王朝政权渐趋巩固时，迭次兴起的旨在镇压汉族文士反抗的严酷案狱，又异常猛烈地摧残着文士的心灵，他们对此也必须做出回应，因为他们是特定历史坐标上出现的特殊群体。
专门以“明清之际”为话题的研究也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如何冠彪、赵园、朱丽霞等都有专着问世，而论着中涉及“明清之际”的学者则更多，早期有孟森、邓之诚、谢国桢等，近来有先师严迪昌先生、谢正光、夏咸淳、左东岭、蒋寅、张仲谋、何宗美、周明初、孔定芳、李瑄、白一谨等，其中不少论及诗人心态、诗风流变等重要的诗学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成就突出者前有邓之诚先生，他的《清诗纪事初编》对明末清初的文人心态及诗歌走向等相关问题做了深入而细致的爬梳考证；后者当属严迪昌先生，他在《心态与生态》一文谈到要读懂中国古典诗词，把握文学生态极其重要，因为读诗从某种意义上应理解为读人，即“‘士人’们曾经置身的特定历史人文生态，以及他们各自的心灵轨迹”。同时生态和心态有辩证关系：“生态的考辨似尤重要，因生态即生存、生活状态的把握，隐性的甚而曲深的心态每易迎刃得解。把握心态，甚有赖于生态的审辨。”他的《清诗史》即对诗人心态的审视尤为关注，在剖析诗人心态的基础上，进而辨析和把握清诗发展过程中诸种诗风、诗群之构成以及诗人们各自的流变分合与历史地位。对于明清之际历史大背景下的诗人心态和诗歌走向的相关研究，前辈学者及其他一些研究者也做过一定的工作，其中某些观点精辟深刻，见解独到，令人耳目一新，但该课题的研究是一个庞大复杂且内容异常繁富的系统工程，还有大量研究者未曾涉及的研究层面，留下了许多值得发掘和探讨的空间。同时，现有对此课题相关问题的研究往往零散而不成系统，多是就某些具体问题有感而发，缺少专门深入的探讨。不过，近年来出现的不少探讨文人心态或诗歌走向的专着，对此问题的研究时有深化，可为我们的探索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借鉴。在以前的研究中，“明清之际”作为一个历史概念，研究其事件、人物，探究原因及其影响者比较多，这种对历史真相的揭示，有助于正确把握历史本真。而对作为此特定历史条件下活跃于诗坛的诗人心态及诗歌走向的关注却很不够，我们将集中讨论这一问题。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明清文学研究，尤其是明清文学中的诗文研究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对于明清诗歌的研究，除了诗人诗作的个案研究和对诗歌流变史程的宏观研究外，从历史文化学、文化心理学和文艺生态学视角切入，以明清之际作为历史文化背景，系统考察诗歌转型的整体趋势和真实细节，探讨诗人心态，梳理诗歌内部规律，多角度阐释明清诗歌转型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多层次描述明清诗歌转型的过程和面貌，乃至明末清初文学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与影响，揭示明清诗歌发展与演变的文化机制，并探求其负面效应，将会取得相当水平的学术成果。
具体而言，该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晚明诗人心态的复杂性与诗歌风格的多样化。晚明是一个大时代，各种因素、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受此激发，士人心态十分复杂，诗歌创作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比较而言，晚明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社会思潮、文艺思想流派纷呈，诗坛也异常活跃，诗人有较自由的生存和生活空间，能够畅所欲言，抒写心志，但身处末世的忧患和朝政腐败的现实，造成他们心态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虽然这一时段的诗歌内容不及清初繁富，但诗歌风格则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当我们梳理晚明诗人心态及诗歌走向时，叁个在当时产生过普遍影响的诗歌流派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即以“公安叁袁”为代表的公安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和以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为代表的云间派。“公安叁袁”的吏隐心态，竟陵诗人的末世心态，“云间叁子”的心灵挣扎，这叁个诗派的心态走向足以代表整个晚明时期士人阶层具有普遍性的心态表现。这叁种负载不同心态的诗人群体，仿佛叁部乐曲，随着历史的推进，各自领起一个阶段，而其心态，虽均为末世色调，然而其“渲染”却颇有层次。
二是清初诗人群体的各种复杂心态。清初诗人群体大致可分叁类：遗民、贰臣和国朝诗人。从社会政治、历史环境、文化氛围、传统观念和自身修养等方面考察不同群体诗人的构成和心路历程及前后期诗歌创作的变化，可以勾勒出清初诗风流变的轨迹与转型过程。
清初遗民诗群是一个以明清易代为契机在社会大转型中毅然崛起的诗人群体，也是一个体量庞大的诗人群体。明亡清兴所激发的士人内心所固有的忠君爱国思想是这个诗群的信念支撑和凝聚力量，政治立场是群体存在的象征。群体的构成以地域为纽带，以各地着名遗民诗人为领袖的地域亚诗群是清初遗民诗群构成的基本单元。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傅山、屈大均、王弘撰、方以智、钱澄之、方文、杜濬、徐枋、申涵光、阎尔梅、徐夜、张尔岐等，既是各自所在亚诗群的领袖，也是清初遗民诗群的中坚。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特殊群体，清初遗民诗人有着极其复杂的心路历程，其心态呈现也极为多元，大体可以归纳为耻事新朝、志在恢复的烈士心态，怀念故国、悲歌当哭的孤臣心态，壮心消退、放逐行迹的隐士心态和牵念故乡、心属故地的游子心态，这数种心态都与明清易代的历史巨变紧密联系，就像是“国变”之后躲不过的“宿命”，成为一代士人深深的生命印记。从清初遗民诗创作的审美情趣与心态寄蓄来看，出于时代感应与人品仰慕，清初遗民诗人宗杜学陶者甚多，在宗杜学陶的同时，不少诗人仍以屈原为效法对象，诗风深受《离骚》浸染。另外，清初宗宋诗风的形成与当时不少遗民故老的鼓扬有关，而且真正把宋诗推向与唐诗相对等地位的是遗民诗人黄宗羲。当然，清初宗宋风尚的形成，原因甚多，但民族情感的转注当为主因，明清易代当为契机。在众多的遗民诗人中，我们选取归庄和徐枋为代表，从归庄和徐枋的生平与作品中透视遗民诗人的心态、品味其文化品格及诗风变迁。
清初“贰臣”是一个与“遗民”相对应的概念。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和清军入关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空前庞大的贰臣群体。第一个贰臣群体是投降李自成的明朝官员。据顾炎武《明季实录》卷一载，李自成进京之后，投降起义军的明朝官员有九十八人，着名的有龚鼎孳、熊文举、方拱乾、陈名夏、金之俊、曹溶、周钟、宋之绳、梁清标、张缙彦等。第二个贰臣群体是投降清朝政权的京师官员。清军入关之后，摄政王多尔衮对前明官员和曾出任伪官的人既往不咎，一体收录。那些曾经投降李自成的文士大多投降了清朝，作了双料“贰臣”。第叁个贰臣群体是投降清朝的南明官员。弘光二年（1645），豫亲王多铎率兵攻破扬州，进逼南京，赵之龙、钱谦益、王铎、阮大铖等南明官员投降清军。第四个贰臣群体是清朝定鼎之后出仕新朝的汉族士人。清军入关后不断用怀柔政策拉拢汉族士人，许多士人在清廷的威逼利诱下出仕新朝，大江南北被征聘入朝或参加科考的士人纷纷道途，着名者有王崇简、周亮工、李雯、宋征舆、陈之遴、韩诗、张恂、吴伟业、侯方域等。清初贰臣群体人数众多，成分复杂，出仕新朝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因此当时和后世的评价也颇不一致。一些为了贪图富贵，腆颜事敌，为虎作伥的卑劣士人如周钟、孙之獬、陈之遴、阮大铖等受到了历史的唾弃。但像曹溶、龚鼎孳、钱谦益、周亮工等人虽然曾为贰臣，但是在入清之后，曾经为朝廷和百姓做了许多好事，赢得了不少士人的理解、同情和赞赏。清初贰臣的处境颇为尴尬，其心态也非常复杂。由于他们背离了“忠臣不事二主”的正统道德观念，成为真正的“两截人”，备受道德和良心的谴责，不少人为自己不能一死殉国而终身愧悔。这种深深的愧悔和自责折磨着清初贰臣诗人的灵魂，使他们后半生内心不得安宁。钱谦益的降清、反清，吴伟业的忏悔，龚鼎孳的自我救赎，都是他们复杂的仕宦道路和贰臣心态的真实表现，对于其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他们的诗歌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情感沉郁，不仅表现了自己艰难的人生经历和痛苦的贰臣处境，而且寄寓了深沉的沧桑之感和黍离之悲，具有特殊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当遗民诗人、贰臣诗人活跃在清初诗坛的同时，国朝诗人也成长起来了。遗民诗人和贰臣诗人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转换，很快被国朝诗人所替代。当国朝诗人登上历史舞台后，他们以更大的规模，更为广阔的诗学视野，独具时代特征的诗人心态，引导清代初年的诗歌走向。相较而言，国朝诗人的数量更多，这从清初人编选的清初诗集中可以看出，也可从“金台十子”、“江左十五子”和“国朝六家”等诗群并称中体会到。“国朝六家”是清初国朝诗人群体的代表。施闰章、宋琬、朱彝尊、王士禛、查慎行和赵执信，他们都是在由明入清诗人中崛起并形成了广泛社会影响的“国朝”诗人。乾隆叁十二年（1767）刘执玉（1709词1776）选辑六人诗歌编成《国朝六家诗钞》，标志着这个诗歌集团的正式确立。“国朝六家”由此诗选而名扬后世。六家中以“南施北宋”“南朱北王”诗歌成就较高，又合称“国朝四大家”。“南查北赵”的诗歌成就和影响虽较前四位逊色，但也有各自的特色，对清初诗风走向影响巨大。“国朝六家”的出现是清初“国朝”诗人不断涌现的必然结果，代表着清初“国朝”诗人的最高成就，他们的心态与诗歌理论和创作与遗民或贰臣作家有显着不同，这反映了清初诗歌的走向，对清中期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清易代的沧桑巨变和重大历史事件也在国朝诗人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影响了诗人的心路历程和诗歌创作，施闰章、朱彝尊、查慎行等人的心路历程和诗风演变是清初国朝诗人的典型代表。
叁是文学社团的兴衰嬗变与诗风流变。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它既是一个政治事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又是一个突出文学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学术环境和文化土壤密不可分。晚明时局危难，士人们为救亡图存集聚在一起，试图以清议的力量左右朝政，力挽狂澜，形成上党下社、朝野呼应的局面，一场剧烈的党社运动如春潮涌动，震撼着风雨飘摇的晚明政坛，同时，也带动着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潮的激荡。倡导个性解放的阳明心学的兴起，如平地惊雷，冲击着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在其影响下，公安派、竟陵派通过频繁的结社活动，使性灵诗潮风行天下。然而，心学末流却将陆王之学带入狂禅的泥淖，非礼非孔，混淆是非，而被认为是心髓之毒、天下大乱的源头，从而招来以东林党人为首的有志之士的口诛笔伐，与此相应，性灵诗潮风流云散。东林党人主张以尊经复古来救亡图存，因此，作为其流亚的复社、几社等政治性社团皆以文学复古来应和其救世主张，复古之风遂为明季之主流。在轰轰烈烈的党社运动中，社稷陵替，文人面对着进退出处的两难抉择，心态也发生了复杂微妙的变化。一部分文人继续以结社报团取暖，过着纵情适意、诗酒逍遥的名士生活；一部分文人则以结社为名，联属同志，志在恢复大业；还有一部分文人报道固穷，耻仕新朝，以结社砥砺气节；当然也有一些变节降清的文人，在结社雅集中自我检讨，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他们心态的变化一一流露于诗，导致明清之际诗歌的主题和风格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抒发爱国之情和亡国之悲成为这一时期诗歌的主旋律；在号召以学术救天下的实学思潮的影响下，经世之风成为诗坛的主流，诗歌向着风雅传统复归。
四是明清之际的诗学批评与诗风新变。诗学及诗学批评标志和引导着诗风新变及诗歌走向。晚明时期，针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拟古”之风，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中，都出现了一种追求个性解放的趋势，公安派、竟陵派均主张不为古人古法所拘囿，发挥独创精神，重视自我价值，肯定自由意识。但是，追求太过导致其流于俚俗、浅露、纤弱，而这种弊端在明清易代之际显露无遗，缺乏深厚社会内容的文学作品已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已不能满足当时现实意识和理性精神强烈的诗人的需要。因而，当时的诗论家大多是在批判与反思明代诗坛的基础上进行诗学批评的，由此进而提出了适应时代精神的诗学理论主张，出现了新的趋向，诗歌风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经世致用的影响，诗歌更加注重学问，更加强调反映社会现实的作用；受“诗史”精神的影响，诗歌的叙事意识逐渐增强；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诗歌更多抒发“社会之情”；受民族气节的影响，诗歌更加注重诗人的人格气节；受“真情”之说的影响，儒家诗教传统得以引申与扩展。另外，一些诗学问题在此时期尤为凸显，比较突出者如唐宋诗之争，顾炎武、朱彝尊、李因笃力主唐音，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提倡宋诗，唐宋诗之争，实质上包含着明清易代之际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
通过以上四个部分六章的讨论，我们认为：第一，晚明社会思潮、文艺思想严重影响了诗人心态和诗风走向；第二，明清易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深刻地激荡着诗人的心灵，出现了沉痛反思明朝覆亡的作品及诗论方面力重真情、尚务实际的新因素；第叁，清初社会、政治对诗人心态的摧折，使诗歌创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均异于晚明，导致了文学创作与诗学理论的新变，促使该时期诗歌的转型；第四，叙事诗的繁荣与新变。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明清之际”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特殊时代陶铸了一批诗史英才，也涌现出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由于朝代更迭等历史因素的重大刺激，后者无疑成了前者热衷歌吟的对象和寄寓易代之悲与兴亡之感的心灵载体，这促使了该历史时段叙事诗的繁荣，并与此前或此后的叙事诗相比蕴含着巨大的新变。
三 成果的主要价值
该成果将从历史文化学、文化心理学和文艺生态学角度切入明清之际诗歌研究，首先，在方法上是一种革新。原有的明清诗歌研究主要从社会学视角，多以时间为序依次介绍作家作品。这种研究对于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氛围、作家人格与创作心态的成因、文学特质的内在联系、文学传播与接受的途径与效果等均缺乏深入的揭示。而历史文化学、文化心理学和文艺生态学批评方法的引入，则使这些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学术解释获得新的深度。其次，这一课题的完成既可夯实明末清初这一历史时段诗歌研究的基础，还使一些极具文化质地与特征的文学现象得到纵深的开掘与全面探究。最后，这一研究还可拓宽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丰富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开阔古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对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