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4日，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大项目“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研究”（10窜顿&补尘辫;055）阶段成果学术研讨会在外交学院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是审议第叁子课题“中国参与国际政治安全体系”和第四子课题“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阶段成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綦大鹏副所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袁正清研究员、外交学院党委副书记郑启荣教授、外交学院外交学系苏浩教授等特邀专_x0008_家以及项目首席专_x0008_家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子课题负责人朱立群教授、王帆教授、孙吉胜教授等项目组成员与会。会议由郑启荣教授主持。
首先，项目首席专_x0008_家秦亚青教授介绍了项目的总体进展情况。目前第一子课题对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理论研究部分基本完成，并在年初召开了第一子课题的阶段成果评审会议，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第叁子课题、第四子课题根据项目整体设计，分别做出了各自的分析框架，进行具体的实践进程分析，在子课题负责人的领导下进行了课题设计、内部研讨，目前初稿基本定型，希望能在各位专_x0008_家的帮助下进一步修改完善。
随后第叁子课题负责人王帆教授就第叁子课题的研究设计、内容和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报。王帆教授指出，第叁子课题主要围绕中国参与国际政治安全体系的实践进程进行研究，在课题研究设计上选取了国际政治安全代表性问题领域，对参与进程进行论述，采用实践转向理论进行分析。整个参与进程的主导因素和基本特点是适应与调整。基本历程是从消极排斥到积极参与，体现了中国不断融入国际体系。第叁子课题的研究个案包括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制度、国际军控机制、中国与东盟、中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和联合国维和五项内容。
对于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制度的实践进程的研究表明：由于国际气候制度的构建起始时间较晚，中国一直是该制度的重要建设者。中国不是国际气候制度后来者，而是与国际社会一同开始构建国际气候制度，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制度的进程一直十分积极。随着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经济和政治涵义认知的不断深化，以及国际气候格局的变化和国际气候谈判的复杂化，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和气候制度的参与方面是谨慎的，坚定维护了国家利益，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的积极性。而且，中国还十分严格地遵守国际气候制度，通过采取制订和执行各种气候法律法规、加强行政领导和管理机制建设，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教育。随着结构压力的增大，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制度需要更多的创新实践。中国在参与国际气候制度的过程中也要很好地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中国既要统筹兼顾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这叁大支柱，也要统筹兼顾国家的发展权利与承担相应国际责任这两大任务。
对中国参与国际军控机制的研究认为，中国参与国际军控机制突出表现为联盟实践，主要包括叁方面努力：一是通过各种渠道阐释中国的政策主张，发展与核国家、无核国家以及相关国际机构的良好关系，增信释疑、获取理解和支持。二是与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建立广泛联系，掌握军控领域的前沿知识，学习利用国际制度实现自身利益的方法。叁是在多边论坛中运用谈判、磋商等外交手段，说服其他国家接受中国的政策主张，以改变谈判结果，掌握更大的倡议权和设定议程的权力。中国通过联盟实践，已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叁个层次上建立相互联系的网络，实现对于军控议题更有效的治理，中国在完成身份转变的同时，其对世界安全和战略稳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也得到了世界认可。
对于中国与东盟的互动，主要是从中国对地区安全机制的参与着手，以南海问题为抓手分析了中国参与地区安全机制的经验教训。通过对东盟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进行研究，发现东盟对中国不断地表达着自身的诉求，从而最终导致东盟对中国的政策选择施行了一定的引导和限制。
在中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的进程中，突出表现为中国如何认识恐怖主义、对待国际反恐合作和惩治恐怖主义的话语实践，这也构成了中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话语实践方面，中国参与国际反恐经历了双重话语实践，一是国际表态的外交话语实践；二是立法惩治的国内话语实践。国内话语与国际话语由不相一致到不断趋同，表明了国际规范与国内规范的渐趋一致，实现了中国由参与国际反恐订约到遵约的发展，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反恐合作的日益融入。 总体而言，中国目前仍是国际反恐合作的参与者，处在国际反恐规范的自主适应阶段，对国际反恐合作的话语权还有待提升。当前国际反恐合作出现回落，恐怖主义国内化加剧，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国内反恐规范与国际反恐规范接轨，为有效开展实质性的国际反恐合作夯实法律基础，同时也应更为主动提出国际反恐合作新主张，提升国际反恐话语权。
对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机制的研究主要分析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的实践进程。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机制的实践中，经历了“否定”、“不参与”、“选择性参与”和“积极参与”几个阶段。中国对维和行动看法的巨大转变是六十余年来中国与联合国维和机制持续互动的成果，是实践过程本身指向的必然结果。中国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受到国际体系环境和国内实践资源的双重制约。在互动中，中国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不断塑造新身份、形成新的认识，进一步对国际体系和国内资源产生推动作用。
_x0008__x0008_之后，第叁子课题协调人卢静教授进行了补充发言，回顾了实践理论的发展，并对第叁子课题的初稿案例进行了说明，认为各种案例的不同的侧重点，如遵约实践、联盟实践等，特色鲜明，各具特点。在听取子课题负责人的汇报和课题组成员的补充发言_x0008__x0008_之后，与会的各位专_x0008_家结合自身研究专_x0008_长给予了许多极具建设性的意见。
王逸舟教授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一是一些小标题需要更明确一些，进而能够更为清晰地表达研究主旨；二是对中国的身份转变背后的因素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叁是需要区分联盟实践的提法是实践理论视角还是具体实际情况，在中国参与军控机制中的安全观的变化需要加以考虑；四是对于中国与东盟的互动需要突出中国的主体性；五是对双重话语实践的理解需要更加清晰，并思考如何提升中国的反恐话语权；六是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的研究要注意冷战后联合国维和的指导思想的变化，对中国的学习过程需要更多的研究。
綦大鹏副所长认为对中国参与国际安全机制的研究很有价值，目前对国家安全的思考需要比较其与地区安全、国际安全的联系与差异。从国家安全角度来比较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进程需要重点关注两点：一是如何将机制与规范进行内化；二是参与的限制。在国际机制的内化过程对国家安全观念的影响需要更为细致地研究。如中国新的观念具体如何形成？新的观念对国家安全、国际行为有何种影响？中国参与各种机制的本身存在许多限制因素的,对非传统安全的参与实际上涉及大量传统安全的竞争。
袁正清研究员主要针对中国与东盟的互动提出几点看法。一是弱者的反领导机制的概念问题。这需要反思中国是否在领导东盟，如果没有，何来反领导。领导在经济领域与安全领域存在不同差异。二是各种地区机制都存在限制因素，限制约束不等于“反领导”。中国参与地区安全机制目前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实现了从“参与”到“如何做”的发展。不同阶段的情形与问题存在差异。中国需要思考如何面对地区安全机制。以前是如何加入，现在是如何应对，早期是学习与适应，新的阶段性发展会形成新的理论框架，需要更强的解释力。
苏浩教授提出了叁点意见。一是从规范层面，理论分析框架能够一致，实现体例统一，坚持研究主体中国的一致性；二是理论与实践的结构，中国外交以往主要是一种外交史研究，如何有理论高度与统领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采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中国可能存在理论契合问题。实践理论与中国外交的结合程度需要更好地把握。叁是一些具体案例研究中的问题：如何实现重大问题的把握，从宏观到微观。对联盟实践的概念容易引起误会，需要调整，对南海问题的政策性关注需要加强等。
郑启荣教授认为研究的整体脉络十分清晰，对实践进程的把握也很深刻。不足_x0008__x0008_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没有明确参与实践的动力是什么？二是参与实践的结果到底对国际机制产生了何种影响？叁是存在一些结论先行，而论证不足的问题，以及一些措辞需要调整。
第四子课题负责人孙吉胜教授汇报了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子课题的研究成果。孙吉胜教授首先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基本特征、规范体系以及运行方式作了分析。孙吉胜教授认为社会文化的概念应该建立在文化概念基础上，包含与社会发展相关的重要领域中的问题。联合国的机构设置、联合国各类基金和方案、各组织的公约条约和联合国重点突出的问题等都是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构成要素。国际社会文化体系具有内容多样性、运作灵活性和影响广泛性叁个主要特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在国际层面主要以组织建立、议程设定和规制与理念推广叁种形式运行；在国内层面主要以程序加入、遵约、规制拓展叁种方式运行。以改革开放和上世纪90年代为节点，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可以划分为叁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前的消极和被动参与，到改革开放后的全面学习，再到90年代至今的深度参与。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主要有五种形式：话语实践、联盟实践、学习实践、遵约实践和创新实践。中国的实践有四个特点：参与立场与原则鲜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注重实用性、创新性弱。参与实践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及中国身份产生了双向影响。中国的参与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份额；使国际社会文化体系向着更加多元、公正的方向发展；中国向世界贡献成功经验，促进了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发展；中国为国际组织输送高职位国际人才，使中国理念融入国际体系。同时，参与实践使中国的国家战略、政策、规范体系和观念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孙吉胜教授通过四个案例--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践、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实践、参与亚欧会议的实践--具体分析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的规律性特征。最后得出结论，与中国参与经济、政治、安全体系一样，中国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参与也受中国整体国策与外交政策的影响；参与实践使中国本身发生了很多根本性变化；中国的参与实践在很多方面改变了国际体系；中国在参与实践过程中也有不足，例如创新性不强，主导议程和引领制度设计能力弱等。
与会专_x0008_家对第四子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热烈讨论。王逸舟教授对子课题组研究成果进行了肯定，认为第四子课题组整体分析框架明确清晰，理论化程度高，分析框架与个案研究的整合度也比较高。王逸舟教授指出：“参与国际体系”与“参与国际体系变革”是不同的，建议子课题组可以从制度制约和国际体系变革角度进一步深化研究。进一步思考：如何通过对参与实践的分析解决体系变革问题？中国进入不同国际机制后是否能否带来该体系的变革？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权机制、亚欧会议等不同的国际行为体哪些需要进行变革？哪些不需要？该如何进行变革？如何通过案例研究使中国参与实践的思想有更丰富内涵？制度对国际行为体和国家有哪些制约作用？对中国有哪些限制作用？国际机制的限制中哪些是合理的？哪些限制需要变化？哪些限制需要增加？另外，可在篇幅对称、导论精炼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初稿。
袁正清研究员也对论证框架给予了肯定，认为四个案例非常典型，呈现的不同影像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参与国际文化体系的特色。袁正清研究员认为子课题组通过五个实践类型的分析把过程研究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中，可以把五个实践类型视为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实践的五个链条。中国参与不同国际组织的实践表现出不同的链条组合，此过程可作为中国参与国际实践的图谱研究。创新实践应该是产生变革_x0008__x0008_之处，创新过程实际是变革的过程，可进一步深化研究。袁正清教授还提出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如在四个具体案例研究中可否加入国际网络研究视角？文化如果是价值观念，中国最具有创新价值的文化成果是什么？中国在主权方面是否也有创新？“一国两制”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叁十年来最值得关注的观念创新。中国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研究可以更多采用东盟国家的资料，不一定全部依赖伊斯兰教资料。
綦大鹏副所长认为此子课题难度较大。中国的国家利益到世界各地拓展时产生了一系列文化问题，我国面临的国际社会文化压力越来越多，因此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研究越来越重要，其研究成果对前面各子课题都有影响。如何解决中国发展阶段对文化的限制是应该主要思考的问题。綦大鹏副所长指出，第四子课题组的研究比较多地关注了进程研究，对进程后面深层次的要素关注不够。例如变革的动力、权力结构的变化和限制、如何从国内需要进行变革、中国国内需求对国际机制和体系的影响、如何从国际利益角度去变革国际体系等。同时提出，对文化和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等概念的界定也值得深入思考。“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两个概念应该有所区别；子课题组中对于文化的讨论是否还涉及文明问题、价值观、发展模式等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体现了文化中相对的共性。亚欧会议则更多体现了多样性和平等性。中国可以通过创新来引导国际机制制定，可以通过深入挖掘亚欧会议的案例研究中国如何通过创新主导国际机制制定。国际人权机制也是文化多样化的反映。
苏浩教授认为，从体系角度研究国际社会文化有很大挑战性，对文化的定义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国家在深层次的不同更多体现为文化的异质性。苏浩教授建议子课题组提出自己对于文化和国际社会文化体系更加完善的定义和独立观点。苏浩教授还建议子课题组成员更多关注中国特色和创新性实践对国际体系的影响。苏浩教授认为“全球卫生观”中可以加入中国特色的公共安全观内容；国际人权机制研究中可以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的人权观念内容；亚欧会议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实践过程。
郑启荣教授认为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概念的界定非常关键，值得深入探讨。可以进一步思考社会文化体系到底是什么？其定义的完善是很有新意的地方。
王帆教授和孙吉胜教授均对各位专_x0008_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认为这些意见非常具有建设性，对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很大帮助。
秦亚青教授对研讨会做了叁点总结。第一，要正确把握项目研究的政策导向，有些术语的提法要深入思考和斟酌。第二，理论和实践要找到合适的契合点。“一国两制”和“新安全观”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点。要在研究中体现中国特色。第叁，中国作为项目研究主体不能变动。可以在“一国两制”、香港人当选国际组织领导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奥贬础）等重要历史事件方面进一步深入挖掘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的深层次因素。
郑启荣教授认为研讨会非常富有成果，希望各子课题组根据专_x0008_家意见对研究成果做进一步修改，并预祝课题组取得成功。
（课题组供稿）
